主持人张朝：“10月30日，‘李济深与人民政协’座谈会在我市举行。受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先辈后人和专家学者等。借此机会，我们栏目组邀请了其中的一些嘉宾，就李济深先生政治思想的转变，以及他所走过的政治道路，谈谈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因为疫情，有些专家未能参加会议，我们就用电话连线的方式采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李济深先生在其曲折的政治道路中，思想上是如何一步步地实现转变的。”

　　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11月出生于广西梧州苍梧县大坡料神村，从小接受救国救民的思想教育。1902年，李济深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后被保送到广州黄埔陆军中学读书，1910年，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开办“军官深造班”，他顺利通过考试入学，攻读高等军事学。

　　1921年，李济深来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从此走上民主革命的漫长征途，一直追随孙中山，为统一广西、成功北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李济深多次通电支持旧部蒋光鼐、蔡廷锴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议》。随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打压其他派系的政策愈演愈烈，李济深走上了公开反蒋之路。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谭备战：“1933年11月，李济深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提出了一个反蒋口号，也同时走上了抗日反蒋的道路。李济深下定决心，与国民党的反蒋实力派，以及民主派人士联手，依托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出任主席。”

　　梧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高级编辑曾强：“当时李济深先生致信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与红军合作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停战协议的建议，然后李济深先生又表示了赞同毛泽东同志关于组建抗日联军，共同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但是后来由于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阻挠，这个合作没有成功。”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谭备战：“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是对李济深的思想产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首先，李济深坚定了从附蒋到公开反蒋的决心。第二，福建事变之后，李济深也深刻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成功，必须反蒋，而反蒋抗日必须和共产党联合起来。”

　　1934年初，福建事变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策动了所谓“自治”运动。为挽救民族危亡，李济深感到必须加快建立新的政治团体，此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1935年，中共中央派出潘汉年、胡兰畦等到香港帮助李济深组织抗日统战工作，同年7月，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由李济深任主席，建立起包括国民党各进步派别，并有中共党员参加的革命组织。“大同盟”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谭备战：“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的背景，以及它所开展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李济深这个时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脱蒋、反蒋到开始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和共产党深度的合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从民族大义出发，电告全国力主和平解决，坚决避免内战，呼吁推进总的联合战线。与此同时，李济深在梧州召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各省代表会议，并与在桂林的李宗仁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大计”，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谭备战：“从西安事变中，李济深所采取的所有行动看，可以说体现了李济深统一战线的思想从反蒋到拥蒋的一个相当大的转变，反映了他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不因个人感情用事，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也开始发展，并且在抗日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1940年，李济深被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在任期间，他支持抗日民主运动，营救和掩护了大批中共党员、爱国民主人士，使桂林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抗日民主运动基地。

　　梧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高级编辑曾强：“当时李济深与中共领导人保持着很密切的政治上的联系和交往，这对于他以后再次走上了反蒋、反独裁，以及创建民革，创建人民政协，走上这条道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944年10月，桂林失陷前夕，李济深和蔡廷锴接受周恩来同志建议及其身边人士的积极意见，带同与周恩来联系的电报密码及电台，分别回到广西苍梧及广东罗定乡间，发动人民，坚持抗战，在适当时机，举起西南抗日民主独立运动旗帜。李济深在家乡组织了一支两三百人的抗日武装，与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相互呼应，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1945年5月，中共派代表李嘉人前来会晤李济深，转达周恩来电示中共广东临时省委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拟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主力部队，联合两广各地的爱国抗日武装，组建华南民主抗日联军，请李济深担任司令，负责全盘战略，任务是反攻广州。

　　梧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高级编辑曾强：“能够把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交给一个党外民主人士来指挥，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党对李济深这位爱国民主人士的高度信任。李济深先生当时也感到非常振奋，决心不负重任。但是后来日本很快就投降了，这个计划也没有实行。”

　　1946年5月，李济深和冯玉祥、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约定一旦蒋介石不遵守双十协定，就立即展开反蒋斗争。这次会议实际为后来国民党民主派实现大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阻止内战的努力失败后，李济深秘密前往香港，再次举起反蒋大旗。

　　他积极动员国民党内爱国军政人员加入倒蒋队伍，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商议成立团结国民党内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革命组织。随后，李济深与何香凝联合发表《致海外同志暨同胞书》《致全国军政人员书》，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民革”的建立，使国民党民主派进入由反蒋救国转变到公开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新时期，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解放战争命运联系在一起，在风雨同舟中成为中共亲密的友党，使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增加了一支劲旅。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5月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商此事。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谭备战：“李济深收到毛泽东的信件之后，得知新政协要召开，非常高兴，立即在5月初，联合在港的各个民主党派开展活动。在这之中，李济深在中共的感召之下，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表明李济深统一战线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济深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的进步力量，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李济深先生的这一认识，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真切的实践考量。

　　广西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陈立生：“李济深本来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他后来觉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实现的话，更多地体现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与实践，他觉得能够体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后要在中国真正落实三民主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最终还得靠共产党和共产党这一套理论和实践。所以说，他因为有这种认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高度认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的政治思想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支持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他率领民革积极参与国是讨论，在恢复国民经济、文化保护、外交事务、抗美援朝、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李济深在曲折的政治道路中，始终追求民主、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他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感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的伟大真理，并为此不懈奋斗。今天研究李济深政治思想转变和他走过的政治道路、创建人民政协的历史贡献，对于推动新时代的统战工作，用好统一战线的红色资源，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